来源：微信公众号“镜空间”  发表时间：2025年3月11日

2025年，复旦大学迎来建校120周年。值此历史节点，校长金力院士宣布启动一场“大手术式”改革，其力度之大、涉及范围之广，堪称近年来中国高校改革的“破冰行动”。这场改革以“教育教学3.0”为核心，从学科重组、人事制度到人才培养全面颠覆传统模式，既是复旦跻身世界顶尖大学的“关键一跃”，亦是对中国高等教育沉疴的正面宣战。

一、学科重构：从“四轮驱动”到“新工科革命”

改革最引人注目的举措是学科结构的颠覆性调整。复旦将原本的工科院系拆分为6个创新学院（如集成电路、智能机器人等），并大幅降低文科招生比例（从34%降至20%），形成文、理、医、工、交叉学科各占20%的“五元均衡”格局。这种调整背后，是金力对“未来学科”的深刻洞察：传统学科框架已无法适应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需求，唯有打破壁垒、聚焦“从0到10”的全链条创新，才能抢占先导领域制高点。

值得注意的是，改革并非“文科无用论”的翻版。金力强调“文科要做精”，但需直面现实：社会对文科本科生的需求正在萎缩，而交叉学科和新兴工科才是国家战略的刚需。这种“存量改革”思路，既是对资源的优化配置，也是对高校“盲目扩张”惯性的一次纠偏。

当然，学科重构也面临质疑和争议。新建的6个工科创新学院需突破传统院系壁垒，但跨学科合作极有可能因资源争夺、评价标准不一而受阻。复旦新型研发机构虽已独立于学院体系，但其与教学体系的融合仍处于试验阶段。交叉学科虽被寄予厚望，但其建设高度依赖跨领域整合能力，若缺乏成熟的课程体系和师资支持，可能沦为“拼盘式”学科，正如金力所言，需警惕“番茄+白煮蛋”式的拼凑而非深度融合。

同时，文科“做精”也可能极大加剧文科进一步边缘化之忧。文科招生比例骤降，尽管金力强调“文科的重要性不亚于理科”，但大幅缩招可能加剧文科的“工具化”倾向，削弱人文精神对社会的滋养作用。复旦文科教师占比达38.8%，若招生规模缩减，可能导致师资冗余或学科资源分配矛盾，甚至引发优秀人文社科人才流失的风险。

二、人事革命：跳出“非升即走”，破解教师躺平困局

教师评价体系是改革的另一核心。复旦将深化“准聘—长聘”制，彻底改变“非升即走”的内卷逻辑：青年教师通过6年考核即可获得长聘资格，晋升与留任脱钩，转而以持续激励避免“躺平”。此举旨在破解高校普遍存在的“重科研轻教学”顽疾，将教师职业发展与学术成长绑定，而非单纯依赖论文数量。

金力更直言：“大学是人民的大学，不是教师的大学。”这一论断直指高校改革的深层矛盾——当教师利益与人才培养目标冲突时，大学必须优先服务于国家和社会需求。

“准聘—长聘”制的深化旨在破解“非升即走”的内卷，但其落地仍面临挑战。存量教师的过渡问题尤为突出：未通过长聘认定的教师虽不会被解聘，但资源配置将不再向其倾斜，可能导致职业发展停滞或心理落差。此外，改革要求教师从“科研优先”转向“教学与科研并重”，但现有评价体系仍以论文、项目为核心指标，若激励机制未能同步调整，可能加剧教师的身份撕裂。金力虽提出“与学术成长绑定”，但如何量化教学贡献并避免形式化考核，仍待探索。

三、人才培养：从“做题家”到“干细胞式”创新者

改革最富想象力的部分，莫过于对“人”的重新定义。金力提出培养“干细胞式”人才——像干细胞一样具备多向分化潜能，既能扎根专业领域，又能跨界突破。为此，复旦推出两大抓手：一是AI赋能教育。所有本研学生必修AI课程，但目标不是培养“AI专家”，而是让AI成为各学科的工具，助力学生“掌控和改造技术”。二是实践导向教学。弱化绩点竞争，强化问题式、实战性学习，将价值塑造与能力训练融为一体，避免“逻辑推理替代观察实践”的误区。

这种理念颠覆了传统“知识灌输”模式，直指应试教育的深层弊端——正如金力所言：“把人训练成做题家是教育的落后”。但是，也要看到AI教育的实效性隐忧和工具化陷阱。尽管复旦推出116门AI课程，覆盖全体学生，但若仅将AI定位为“工具”，可能弱化学生对基础理论的理解。金力也承认“过度依赖AI会阻碍创造力”，如何在技术应用与思维训练间取得平衡，仍是一大挑战。此外，也会面临学术伦理风险，AI辅助科研可能引发数据造假、算法偏见等问题，而当前改革中对学术诚信的监管框架尚未细化。

改革弱化绩点竞争，旨在减轻学生内卷，但也可能引发新的不公平。例如，绩点在奖学金、推免中的作用降低后，如何确保评价标准的透明性和多元性？若实践类课程比重增加，偏远地区或资源匮乏学生可能因缺乏前期训练而处于劣势。此外，“干细胞式”人才培养强调潜能开发，但若缺乏明确的阶段性目标，可能使学生在自由探索中迷失方向，反而不利于职业规划。

四、改革面临的整体挑战：“手术刀”能否精准下刀？

复旦的改革，绝非一校之变。它映射了当前和未来时期，中国高校从“跟跑”到“领跑”的集体焦虑与野心。金力将改革喻为“第三次机遇”（前两次为1952年院系调整与2000年合并上医），其成败不仅关乎复旦能否跻身世界顶尖，更将为中国高等教育探索一条“破局之路”——如何在保留人文底蕴的同时拥抱科技革命？如何在制度僵化中激活人的潜能？

这场“大手术式”教育改革，虽然以“破局”为目标直指高等教育痛点，但其激进性和系统性也引发了广泛争议。这场改革既是对传统教育模式的颠覆，也暗含多重潜在风险。 金力院士提到改革经过“三轮全校大讨论”，但教师和学生的实际参与度仍存疑。例如，学科调整涉及院系裁撤合并，可能遭遇既得利益群体的隐性抵制；而“增量全投交叉领域”的策略若缺乏动态评估机制，可能造成资源浪费。此外，改革高度依赖自上而下的行政推动，若基层创新活力未被充分激活，可能陷入“形式改革”的窠臼。

面对改革的质疑，金力的回应是“赌一把”。这场豪赌的底气，或许源于复旦近年科研“井喷”的积累——70多个新型研发机构、AI驱动的重大突破，以及青年师生“带着老师跑”的创新活力。然而，即使复旦的改革有完善的顶层设计，也会面临改革共识与执行落地的挑战。

享有世界性声誉的管理学家亨利·明茨伯格（Henry Mintzberg）曾经说过：“组织更需要护理，而不是动手术。”大学教育的对象应该是人；好的大学教育要像农业一样沙沙生长；大学的改革，既需要大学回归自身的内生动力，也需要良好的社会大环境和支持性的政策环境；大学的改革，既要有全面的顶层设计，也要有渐进式的实践探索，两者相结合更具可行性。

放眼去看，当今时代与社会环境对大学氛围的沾染是破坏性的，工业化模式的大学教育已经偏离人本宗旨很久。在这样的环境下，复旦大学的改革充满了勇气，但也似乎多少有些悲壮的色彩。如果，这场改革从教育的根本目的人的成长出发，可能会好很多。

复旦大学改革的本质是一场高等教育的范式革命，其风险源于对传统体系的彻底解构，而机遇则在于直面中国高校“大而不强”的深层矛盾。改革的成败不仅取决于顶层设计的科学性，更需在实施中建立容错机制、倾听多元声音。若能在文科价值重塑、教师激励兼容、学科深度融合等关键领域找到平衡点，复旦或将成为中国高等教育转型的标杆；反之，若急于求成或忽视系统性风险，则可能陷入“理想丰满、现实骨感”的困境。正如金力所言：“晚改不如早改”——但改革的刀锋，需在勇气与审慎间精准游走。

这场“大手术”或许会伴随阵痛，但正如金力所言：“晚改不如早改，慢进也是退。”当改革刀锋划过，留下的不仅是复旦的新生，更是一个时代的教育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