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选自《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15年第12期

1999年，在德、法、意、英四国的倡议下，欧盟29国在意大利的博洛尼亚(Bologna)签署共同宣言，计划到2010年实现欧洲高等教育一体化，开启了博洛尼亚进程(Bologna-Prozess)。在德国，这是19世纪初洪堡改革以来高校所经历的最大一次改革，从课程、学分、学制到学位层次都进行了彻底的变革。这次改革中全力推进的国际化和多层次学位体系，实际上是中世纪大学建立之初就已具备的特性。当代大学改革的“回归之路”使大学发展史研究变得十分重要。厘清德国高等教育学位制度的历史演变，对于认识、理解和评价当今德国的高等教育改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中世纪大学的形成及学位制度的建立

欧洲早期的大学在11世纪末和12世纪随着欧洲大陆经济的复苏、自治城市的发展以及社会对高水平人才需求的增长而发展起来。当时重要的学术活动中心是意大利的博洛尼亚(Bologna)、萨莱诺(Salerno)和法国的巴黎(Paris)。为了摆脱教会的控制、抵制王权和地方势力的侵扰、保护自身的权益，教师和学生们模仿当时商人行会和手工业行会的形式，建立起教师和学生行会，成为大学的前身。行会的拉丁文是universitas，英文的university(大学)和德文的University(大学)都源于此。

起初大学内部没有院系的划分，而是按照学生和教师的来源地组成类似同乡会的团体，后来才渐渐形成了以专业划分的学院(Facultates或Ordines，也可译为系)，即神学院、法学院和医学院，但每所大学不一定包含所有三个专业。稍晚一些时候，又出现了艺学院(Ordoartium Liberalium)，作为三个专业学院的预科类机构。艺学院主要传授七艺，或称“自由七艺”(Septem Artes Liberales)。前三艺(Trivium)主要培养语言能力，包括文法、修辞和逻辑；后四艺(Quadrivium)训练计算能力，包括算术、几何、天文和音乐，所有课程都用拉丁文讲授。只有完成艺学院的全部基础课程，并通过考试获得文凭，方可进入三个高级学院进行专业学习。1231年，教皇格里高利九世(Gregor0授予巴黎大学自治地位，并规定学士学位(Baccalarius)为巴黎大学颁发的最低学位。“从此学位制度成为中世纪大学的重要制度，也是大学自治的一个重要标志。”巴黎大学后来成为几乎所有西方大学，尤其是英国和德国大学的典范。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卡尔四世(Karl)将巴黎大学的模式推广到德国，1348年在布拉格建立了第一所大学，随后在维也纳(Wien，1365)、海德堡(Heidelberg， 1386)、科隆(Kln，1388)、埃尔福特(Erfurt，1392)和莱比锡(Leipzig，1409)相继出现一批大学。

在中世纪的德国大学中，学位等级是按学士(Bakkalariat)、执教许可(Lizentiat)、硕士(Magistrium)或博士(Doktorat)划分的。学士的拉丁文baccalarius，意为“下等骑士”、“侍从”。因其由bacca(浆果)和lauri(月桂树)合成，故又有“月桂树的果实”之意，引申为成功的象征。各学院的学生在完成一半学业之后，通过考试均可以获得学士学位，之后进入下一阶段的学习，并可以兼任低年级的辅助教师。在完成所有学业之后，各学院学生均可申请执教许可。执教许可既是大学内部学业进程的一个阶段性标志，同时又具有社会效力，持有者可以到各地任教。在获得执教许可之后，艺学院的最后一个学位是硕士；神学、法学和医学三个专业学院的最高学位是博士。执教许可获得者实际上已经完成了所有的课业内容并通过了相应的考试，若要获得硕士或博士学位，只需要进行学术辩论和举行相应的仪式。而当时仪式和宴请的费用十分昂贵，使得许多人望而却步，放弃获得最高学位。在艺学院获得硕士学位的学生，有资格进入三个专业学院学习，在那里再一次经历由学士到执教许可再到博士的学业进程。学生入学时，大致在十三、四岁，经过艺学院的学士3年、执教许可3年，拿到硕士学位时，已是二十一二岁，完成专业学院的学习，获得博士学位后，大多都已年过三十。由于大学入学时没有录取考试，再加上经济或其他原因，许多人中途辍学。在艺学院，最终获得学位的人不到百分之五十，而再经过专业学院的层层筛选后，最后能获得博士学位的为数很少。

尽管如此，中世纪大学学位等级制度的形成为社会输送了各层次专业人才，大学学位证书也成为一种荣誉的象征，成为职业和社会地位的保证。起源于意大利和法国的大学在随后的几个世纪里在欧洲各地被纷纷效仿建立，大学培养的学生任职于学校、教会、王室以及城市管理机构，在知识传播、法律和政治等方面发挥了极大的作用，促进了整个欧洲社会的发展。

二、19世纪前期德国高等教育改革和学位制度的发展

14世纪第一批大学建立之后，19世纪前德国又经历了两次大学兴建高潮。第一次是在15世纪后半叶人文主义运动推动下增建的，如弗莱堡大学(Freiburg，1456)和图宾根大学(Tübingen， 1477)；第二次是在宗教改革之后，在新旧教派纷争的背景下建立的，如马尔堡大学(Marburg，1527)、吉森大学(Gieüen， 1607)和哈勒大学(Halle，1694)。到18世纪末，德国已有四十二所大学，成为欧洲拥有最多大学的国家。这期间有两个重要发展变化，其一是学士学位的消失。中世纪大学中的学士学位渐渐失去了吸引力。到了16世纪，艺学院的学生甚至为拥有学士的头衔而感到羞惭。原因是学完三艺的学生，除了可以在中学教点儿周围人都不懂的拉丁文之外，几乎没有其他技能，因而常被人耻笑。1560年，威滕堡大学(Wittenberg)撤销了学士学位，随后，其他大学渐渐地也取消了学士学位的授予。在1781年由金德雷本(Christian Wihelm Kindleben)出版的《大学生词典》(Studenten-Lexicon)中，学术学位里已没有了学士。另一个发展变化是17、18世纪学术型文理中学(Akademische Gymnasien或Gymnasia Illustria)的出现。这种学校介于传统的拉丁文学校和大学之间，多由城市和地方领主建立，目的是留住当地人才，避免受过教育的年轻人都流入外地大学。这类学校与大学的差异主要在于规模较小，且不授予学位。学术型文理中学的建立为19世纪德国大学的改革奠定了基础。

如果说德国的高等教育在18世纪以前，基本上是模仿法国的大学模式，没有突出建树的话，那么进入19世纪，它所进行的一系列教育教学改革为其带来了世界声誉。从18世纪起，德意志各邦国越来越重视所辖区域的教育，将其视为国家的责任和义务。尤其在对法战争失败后，人们痛定思痛，决心要通过振兴教育，复兴德意志民族，实现民族统一。最突出的代表是普鲁士王国。1806年，普鲁士在耶拿(Jena)的对法战役中惨败，丧失二分之一国土，赔款1亿多法郎。为了雪清国耻，普鲁士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教育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改革，其中教育改革被视为民族复兴的“第一要义”。

1809年8月，普鲁士国王签署了由新任普鲁士教育大臣威廉·冯·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呈递的建校计划，批准在柏林建立大学。一批具有新人文主义思想的著名学者和教授齐聚柏林，以新建的柏林大学为基地，开始了教育改革实践。

首先，改革者将文理中学(Gymnasium)确立为初等教育和高等教育之间的桥梁，将文理中学毕业考试(Abitur)作为大学入学的门槛。这样，中学与大学的授课内容就有了明确的区分。同时，针对文理中学的任教资格，引入国家考试(Staatsexamen)。改革的直接结果，就是极大地提升了中世纪以来大学中艺学院的地位。一方面，由于通识类课程已是文理中学的教学任务，使艺学院不再承担其他专业学院的基础课程；另一方面，培养文理中学任职教师的责任使艺学院与其他专业学院一样，拥有了特定职业的培养对象。这种变化使艺学院在大学里有了与其他专业学院同等的地位，这样，艺学院的名称也随之发生了变化，成为哲学学院(Philosophische Fakult)。同时，哲学院也不再授予硕士学位，而是与其他专业学院一样颁发博士学位。

人文专业地位的提升，得益于洪堡改革中大力提倡的“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的教育理念。在1809年12月呈递给国王的报告中，洪堡写道：“普通知识教育、思想与品格教育是不可或缺的。一个人，不考虑他的具体职业，只有当他是个善良、正直、开明的人和公民的时候，他才是一个好的手工业者、商人、军人或店主。在学校使他获得这方面的教育，日后他就会很容易获得他的职业所要求的能力，并且，正如生活中经常发生的，他也会拥有转换职业的能力。”在洪堡设计的初等、中等和高等三阶段教育中，每一阶段结束后，学生都可以进入相应的职业。他反对实利主义的教育思想，反对教育被经济、社会和国家的需求所左右、所牵制。

为了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洪堡提出在高等教育中应该实行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的原则。自中世纪建立大学起，大学的授课活动都是以传授现有的知识为中心。人们认为知识是有限的，是可以把握的，但知识又会被人遗忘、消失。所以通过学习人们会有新的发现，但这并不是新的知识，而是对已有知识的再发现。这种观点受到了新人文主义者的普遍质疑。洪堡明言：“科学是无止境的，需要人们持续不懈的钻研。一旦停止求索，或者认为科学无需从思想深处创造，而只是知识的积累扩充，那么一切就无可挽回地消失了。”为此，培养创造性的学术科研人才成为新成立的柏林大学教育的基本目标。在教学方法上，采取研讨班的形式，将科研与教学相结合，使学生参与科研实践，让课堂成为发现、培育和训练学生科研能力的场所。

高校内部的改革使原有的学位制度也发生了改变。除了前面提到的哲学院的学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之外，医学院和法学院也转而只授予博士学位。同时，高校任教资格也提高了标准。在获得博士学位之后，申请者还必须经过一次口试或是再递交一篇学术论文（具体要求各地不同），考核通过后方可获得高校任教资格(Habilitation)，成为编外讲师(Privatdozent)，获得应聘各高校的教授资格。

与此相对应，各专业毕业生在进入与公共生活相关的职业前，如牧师、法官、医生、中学教师和行政官员等，要经过国家考试。虽然这种考试一般都在大学内部举行，但它是明确的国家行为。在19世纪，每个国家公职人员都要走过从高级文理中学到大学，再经国家考试，最后踏入职业的历程。而在这条由低向高的教育途径中，每一阶段的提升都以特定的考试和相应的资格证书为前提。这样，一个国家公务员或科研人员的前程实际上从他的高中毕业考试就开始了。正如德国教育史研究者弗里德里希·鲍森(Friedrich Paulsen)所言，“高中毕业考试就是日后国家职务考试的预考”。19世纪，国家对公职人员选拔的重视以及国家考试所赋予的职业保障，客观上提升了相关学科（如法学、医学和人文学科）以及高校学者的地位。法官、医生、高级文理中学和高校教师成为受人尊敬和渴望获得的职业。

三、19世纪中至20世纪前期德国高校学位制度的变化

经过前期的改革，到了19世纪中后期，德国的高等教育和学位制度呈现出统一化和单一化的趋势。参看中世纪的学位层次，学士学位（Bakkalariat）在18世纪已销声匿迹；硕士学位(Magister)在哲学院已不再授予；同时，除了神学院，执教许可(Lizentiat)在其他学院也不再颁发。这样，在19世纪的大学里，几乎只剩下单一层次的博士教育(Doktoriat)了。而且，针对大学毕业生的国家考试(Staatsexamen)也缺乏等级划分，日益趋同。

与学位和考试制度的单一化趋势相反，19世纪中后期，大学的学科得到了丰富和发展。洪堡改革后，德国各邦国的高校纷纷仿照柏林大学的模式完成了自身的现代化改革，高校从积累和传播知识的场所变成创新知识的研发中心。到了80年代，新的学科开始出现，大学里新增了政治学院和经济学院。数学和自然科学也从哲学院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学院。

在这期间，技术科学获得迅猛发展。一开始它们没能像其他学科一样直接进入大学，而是建立了专门的科技高等学校(Technische Hochschule)，先是工业，随后是矿业、林业、农业、兽医和军事等专业性高校。这些学校实施实用性和工艺技术性的科学教育，在发展过程中，也向柏林大学模式靠拢，创办各种研究所，在注重实用技术的同时，也重视基础理论研究，逐渐获得了和传统大学一样的地位。1899年10月，普鲁士国王批准科技类高校有权授予工学硕士学位(Diplom-Ingenieur)，并在相关考试之后继续授予工学博士学位(Doktor-Ingenieur)。20世纪初建立的商业高等学校(Handelshochschule)也获权授予经济学硕士(Diplom-Volkswirte)和商学硕士(Diplom-Kaufleute)学位。到了20世纪40年代，又出现了数学(Diplom-Math.)、化学(Diplom-Chem.)和心理学硕士(Diplom-Psych.)。从20世纪20年代起，工商类硕士学位还进入了传统的大学。

理、工、商类硕士的出现，也是高校生源和学生学习动机发生变化的结果。19世纪末，德国高校在读人数急剧增加。以柏林大学为例，学生人数从1871年的2208人增加到1901年的6673人。当初的洪堡精英大学变成了大众化学校。社会中受教育阶层也得到扩展，宗教、性别和族裔限制都已取消。学生的学习动机也发生了转变。众多拥挤在大学里的“学术无产者”不企望获得传统精英的学者教育，而是期望在较短的时间内以较少的开支学到职业技能。这一情形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尤为加剧，从战场上回来的士兵与高中毕业生一起涌入大学。经济危机、通货膨胀使人们渴望能尽快拿到文凭，求得职位。同时，社会各领域的建设与发展也需要不同层次的人才。在这种形势下，单一的学位教育已不能满足学生和社会的需求了。因此可以说，20世纪理、工、商硕士的出现和推广是德国高等教育顺应时代的变迁、顺应市场需求的变化而做出的调整。

四、20世纪90年代德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学位变化

二战结束以后直至20世纪七、八十年代，德国高等教育一直处于平稳发展状态，恢复和弘扬德国传统的洪堡精神是高校和政府高等教育政策的主要目标。在60年代，随着高校学生人数又一次高潮的出现，文科学院也增设了硕士学位，至此， 消失了一个多世纪的“Magister Artium”又得到了恢复，主要在日耳曼语言文学、历史、艺术和音乐等专业授予。

进入90年代，欧洲各国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各领域间的交流与合作越来越紧密，迫切要求欧洲高等教育一体化，以促进成员国之间的人才交流，方便学分和学历互认。德国政府积极参与并倡导了欧洲高等教育一体化建设。为了迎接即将推进的改革，1998年8月，德国修订了《高等教育框架法》，允许在保留传统学位体制的同时，试行国际通用的本科学士和研究生硕士的二级制学位制度。1999年6月，德国与欧洲其他28个国家在意大利的博洛尼亚签署《博洛尼亚宣言》，宣布到2010年建成欧洲高等教育区(Europischer Hochschulraum)，建立本科和硕士两级的高等教育学位体系。2003年9月，德国又与各签约国在柏林召开会议，将博士生教育引入“博洛尼亚进程”，确立了本科(Bachelor，3至4年)，硕士(Master，1至2年)，博士(Ph.D.，3年)的三级学位体系。

客观地看，博洛尼亚进程推动了德国高校的现代化和国际化。改革后，德国高校的学制与国际通行的学制接轨，缩短了学生获得学位的时间。课程模块设置和统一的学分转换系统，也提高了专业学习的透明度，有利于各高校专业间的相互认可和对比。尤其是对博士生教育教学管理的加强，通过设立研究生院，加强跨学科教育，使博士生从独自的科学研究进入团队合作，培养其良好的科学素养和创新精神，为其日后顺利进入职场或从事科学研究做好准备。

但此番改革也遇到一些问题。由于课程的模块化以及学分和学制的统一化，一些人抱怨令德国人自豪的科研和教学自由被剥夺了，有人甚至高呼“洪堡死了”。新的接近美国高等教育的学位体系被解读为“毫无颜面地告别了德国的大学传统，蔑视德国高校历史，抛弃德国的科技语言。”直接的抱怨来自科技类大学，几十年来他们培养的工学硕士誉满天下，而新学制的本硕分段培养拉近了他们同高等专科院校(Fachhochschule)的距离。作为改革受众的学生对新的教育体系也有抱怨。因为在有些专业，虽然学制缩短，但教学内容没有相应改变，学生被大量的课程材料和众多的考试所累，导致时常挂科。由于疲于应对课程和学分，到国外留学也成为奢望。这种不满在2009年《博洛尼亚宣言》签订十周年之际达到高潮，许多城市爆发了大规模的学生游行和罢课运动。鉴于此种形势，同年12月，各州文化部长会议决议，放宽学制限制，减少课程内容和考试次数。由此人们开始质疑改革的效果和初衷。2012年8月，新上任的德国高校校长联席会议主席霍尔斯特·希普勒(Horst Hippler)教授公开发表与此前校长联席会议方针相左的意见，认为此轮高等教育体系改革弊大于利。在他看来，快速培养并向市场输送学生的想法是错误的。新的学制达不到过去的高等教育水平。

改革仍在继续，现在下结论还为时尚早。不过许多人都明白，时代与形势都发生了改变，期望通过延长在读时间而解决目前高等教育存在的问题，是不可能也不现实的。

五、结语

德国的高等教育历经了6个多世纪的发展历程，从中世纪诞生时对巴黎大学的效仿，到19世纪初通过洪堡改革而创立的辉煌，再到20世纪末面对新形势的挑战而做出的重大调整，这期间，学位制度的变迁始终与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相伴，它既是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体现，又是对高等教育质量的监控。600多年来，德国高等教育学位制度似乎经历了一个轮回，从一开始的多层次(学士—执教资格—硕士/博士)逐渐减少到19世纪的单一层次(博士)，20世纪又增加或恢复了硕士(Diplom/Magister)，最后90年代的博洛尼亚进程又使其恢复了中世纪的学位特征(学士—硕士—博士)。

德国高等教育学位史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历程。它的每一次改变都是顺应时代的发展和形势的变迁而出现的。与高等教育一起，学位制度始终以服务社会为目的，以满足社会对人才的需求为方向标，从而最大限度地为社会提供所需人才，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熟悉和了解德国高等教育学位制度发展史，有利于我们深入认识、理解、评判和借鉴德国目前所进行的高等教育改革。